“組織”里的規定

　　加入組織后，新人的手機和證件甚至隨身的行李都會被以“幫忙保管”的名義沒收。之后，組織會要求新人說出手機的解鎖密碼，如不服從，“領導”會指揮下屬毆打，直到交出手機和說出密碼。

　　在進入傳銷組織的一年多時間里，王朋沒有與父母、親人聯系。“他們不讓我給父母打電話，否則就打罵我。”

　　但隨后的交流中，王朋卻告訴記者：“他們（父母）根本不了解我的事業，沒法和他們交流，只有行業（傳銷組織內的成員都自稱為行業成員）內的人才懂我的事業。”

　　在蝶貝蕾的組織中，有著嚴格的管理制度。每個團隊都有一名“領導”，“領導”在組織中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和權力，任何人都必須無條件服從其命令。比如，在吃飯時，必須是“領導”坐下用餐后，其他人才可坐下吃飯，“領導”用餐之后起身離開，其他人才能起立。組織內任何事情都是由“領導”的意志所決定的。

　　在組織內，還設有另外兩個特殊身份的人，分別是“管家”和“扛家”。“管家”專門管理組織成員的伙食，并負責赴外采購食材等；“扛家”則是組織內暴力手段的象征，對于不服從的新人和違反了規定的成員，均由“扛家”帶頭毆打。

　　“棍子、鉗子都是‘扛家’的工具，有時候會要求所有的男性成員全部對被打者動手。”王朋說。所有人動手，往往是應對逃跑者或其他嚴重違反組織規定的人。

　　一名反傳銷人員也告訴記者，曾經在某地協助警方端掉一個傳銷窩點，一名受害者由于激烈反抗，被其他組織成員用棍棒毆打背部致使多處骨折。“我們救他出來的時候，已經無法獨自站立了。”

　　王朋抽煙的時候，屋內迅速充滿了劣質煙草的味道。在眾人的要求下，他熄滅了手中的煙。在他人的抱怨聲中，王朋靦腆地說道：“‘行業煙’就是這樣的。”

　　王朋所說的“行業煙”，是指能買到的最便宜的煙。因為蝶貝蕾要求所有成員“憶苦思甜”，所以吃住一切從簡——饅頭、咸菜是他們一日三餐的主要食物。只有在上課、考試時段，成員才能吃到“面片湯”，但湯中僅有少許的火腿和菜葉。

　　“領導”告訴大家，這簡陋的伙食，是營養的“養胃餐”。此外，每月“發工資”時，會給成員“開開葷”，每人分到一些雞肉和魚——在組織內，這是“機遇”的象征。

　　所謂的“發工資”，其實是發展到下線后的獎勵提成。根據蝶貝蕾規則，每發展一名下線進入組織，并購買了一份2900元的產品，就可獲得大約300元的提成。

　　但即使是這300元的提成，也幾乎不會發到成員的手中。“領導會將這些錢扣除生活費，且一個人掙到了錢，需要大家分享，給所有組織成員買雞肉吃，所以實際上根本沒有多少錢發到手里。”王朋告訴記者。

　　“有一次我們解救了一名在傳銷組織待了近一年的小伙子，由于在里面完全吃饅頭、菜葉，出來之后家人帶他大吃大喝，腸胃不適應，險些害了他。”反傳銷人員告訴記者。

　　暴富傳銷夢

　　惡劣的居住條件、簡陋的伙食在傳銷組織內，都被傳銷頭目解讀為“憶苦思甜”，控制這群年輕人的手段不僅限于暴力，思想上的反復洗腦也頗有體系。

　　在蝶貝蕾的組織內，有“三談”和“三不談”的規定。“三談”分別為談人生、談理想、談未來；“三不談”分別為不談制度、不談公司、不談產品。

　　“領導在講課的時候告訴我們，只要在行業內堅持兩年以上，就會由公司和組織獎勵7位數的獎金。我想待夠兩年，看看情況再說以后的事，反正我也不差這一兩年的工夫。”王朋告訴記者。

　　“北派傳銷的特征之一就是非常艱苦的生活條件。為了使成員能夠接受惡劣的環境，會以成功商業人士的事跡告誡成員，將艱苦的生活條件比作成功前經歷的苦難。還要求成員描述自己想象中的未來人生，讓成員互相洗腦，最終使所有人沉迷于‘烏托邦’式的幻想中，精神上得到巨大滿足，從而讓他們甘于眼下的艱苦。”反傳銷救助中心負責人馬勝玲在接受記者時表示。

　　與王朋交談中，記者注意他的牛仔褲兩側都有非常明顯的白色污漬。問及污漬，王朋卻說：“這褲子根本不是我的，我也不知道為什么這么臟。”在后來的交談中，記者得知因為數次躲避警方的逃跑，王朋的行李和衣物早已丟失殆盡，所以他一直都在穿其他人的衣服。

　　難道組織內物品共享？王朋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。王朋告訴記者：“在組織內，我們所發下來的工資都是私有的，并且禁止成員之間借錢或者借東西，即使一根煙也不準借。”

　　“衣服是從后來的朋友那里拿來的。”王朋想了想后又告訴記者。

　　“如果有人生病了沒錢看病怎么辦？”記者問道。

　　“那只能等發工資有錢了才能去買藥。如果實在撐不住了，就得由‘管家’去向‘領導’匯報，由‘領導’決定是否去看病吃藥，看病錢以后還要從工資里扣。”王朋說。